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將激發社會創業行動的力量，分成兩股不同性質與來源的創業動力，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或大型基金會主導，藉由資本投資或資金補助，支持小區或社會組織，配合政府或投資機構的目標進入基層，提供社會需要的服務。當然，此時組織所能實踐的服務行動，或多或少受到補助機構的影響。
另外一種動力，則是因為基層人士或企業，實際面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時，展現中小企業的自主精神、善用本地既有資源、結合基層的群體意志，展現出由下而上的行動力。此時他們倚靠的不是資本投入，而是看到社會（需求）市場，擁有對社會事務的熱誠與理想，吸引外界的支持加入，走出真正有企業創業精神的經營力量。
一般來說，這類途徑的創業組織，乍看之下起始資金雖然較小，但組織活力強健，存活的機會反而比較高。
由上而下藉由資本面推力而產生的社會創業，一般發生在歐洲福利國家或中美等資金充沛的國家，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與上層政策理念不同，所展現出的社會創業途徑與模式就會有所差異。
1. 英國社會企業生態系統
199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Thatcher）夫人，為了要振興企業外移所造成的經濟萎縮，希望藉由經濟與社會福利兩方面的改變，來改善英國國力：
（1）縮減公共福利支出：要求接受政府補助的 NPO，要學習企業化經營力與適應市場機制，包括參加標案爭取政府購買的社會服務，推動第三方付費的委託服務（注 1），甚至鼓吹 NPO 創業以達到財務自主，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2）推動新經濟自由化：包括減少資本管制、鼓勵金融機構進入風險投資、推動全球自由化等，也就是今日國際間資金竄流、風險資金影響全球經濟動態的根本，2008 年的金融海嘯算是他們的代表作。
英國採取低財政支出政策，以民間組織自籌資源為重，推崇社會服務也要服膺市場機制，因此除了政府服務的採購與發包，也積極推動青年創業、小區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等活動，並建立一系列包括創業輔導、共同空間、慈善創投、公共部門優先採購等，重點是由政府主導，積極建構完整的社會企業生態系統。
亞洲的新加坡與香港就採用類似於英國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
2. 萊茵河體系國家
歐洲萊茵河沿岸國家，如比利時、法國、德國、愛爾蘭等統合主義（Corporatism,又譯作法團主義、社團主義）國家，強調政府應為弱勢族群提供教育與生活扶持，讓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整體均衡。因此，政府面對失業問題時，將龐大的失業人口導向社會中未被服務的「社會需求」（也就是社會問題之所在），並稱這些新範疇的就業機會為「第二勞動市場」（second labor market）。此時，政府提供政策資源，NPO 扮演中介角色，提供專業訓練與就業指導，讓失業者從社會服務中創造新價值，也提供了社會需求，創造出企業無法提供的「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
甚至，將未被服務的社會需求視為市場的創業機會，據以吸引企業或創業者、小區、NPO、政府全面性合作經營，亦即「連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
3. 北歐社會福利國家（丹麥、挪威、瑞典等）
這些國家是採取高稅制的社會福利國家，遵循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提倡的體制分工，同時，在商業部分民間也存在著「合作社」組織制度。當國家面對社會變遷時，原本「社群」導向的商業合作社，轉型為以社會議題（如教育）或特定需求（如老人）為目標的新型態合作社，成為結合政府資源、社會服務與商業的「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注2），達到商業與社會服務結合，創造工作機會並促進社會融合。
台灣「勞動部」推動的多元就業方案與培力（即「能力培養」）案，藉由補助社福與小區組織的服務工作，聘雇失業人力，達到類似「第二勞動市場」的觀念。然而與國外比較不同的是，歐洲是將方案執行力放在「社會未被服務的需求」上，由負責服務的社會企業整合社服資源與政府部門，培訓勞動就業力，形成多機構合作，是同時解決多邊社會問題的社會行動。
4. 南歐國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此類國家的宗教組織力量強大，提供的慈善公益服務足以彌補社會需求缺口，加上過去的政治意識不鼓勵成立民間組織，所以不僅對社會企業認識薄弱，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也較低，故依賴家庭與宗教慈善組織來擔負社會需求。因此，在面對社會問題方面，這些國家傾向採用共生家園、小區組織、小區企業等方式。
1. 美國
美國雖然與英國同步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但受限於美國擁有非常健全的商業體制，而且該國一向由宗教組織與政府提供弱勢救濟，因此對任何「企業」都只要求經營績效的社會責任。因此該國沒有很嚴謹的社會創業觀念，多數時候認為社會創新、非營利事業（NPO business）或企業利潤分享，就等同於其他國家所謂的「社會創業」。
即使在推崇企業利潤分享的行動中（社會創業重視的是社會目標，經營利潤未必要強制保留），也因為會面對股東的質疑，而設立公益公司法（Benefit corporation, 簡稱B. Corp.），利用該法作為企業分享利潤的保護傘。
到了奧巴馬總統時代，才開始擁有社會創業的正式觀念，但是，還是為了讓這些不易獲利的公司，為了免受投資者對獲利要求的干擾，特別成立了低獲利企業法（low profit, low liability corporation, 簡稱L3C），也是從企業(低)獲利的角度看待社會創業的社會意義。在世界各國關心社會問題解決的體制變革中，比較觀點獨具。
2. 加拿大
加拿大對社會福利觀念不同於鄰近的美國，他們擁有社會創業觀念，但比較重視小區經濟組織，或類似歐洲的連結企業，像萊茵河國家一樣，也強調社會經濟的觀念。
台灣地區是亞洲區域中，社會企業較為蓬勃發展的社會，但主要是民間中小企業旺盛的創業精神與經營智慧所致，我將在下一篇說明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業文章中詳述之。此處以政府或資本主導的國家或地區為說明對象。
1. 中國香港地區與新加坡
中國香港與新加坡是亞洲區域中較早鼓吹社會企業觀念的地方，其觀念依據主要來自英國，著重 NPO 的經營力與市場化。
位於新加坡城市裡的「聚友愛」實驗室，圖為由集裝箱改造而成的社會創新實驗室
然而即使都是上層支持，其工作重點還是有所不同。新加坡較著重對 NPO 事業創業培育（社會企業育成與共同空間）與經營力（社會企業賣場）的提升；中國香港則著重對 NPO 事業的財務補助，注重財務投資的評估與經營績效考核。兩者都是由政府部門從事倡議與推動，但關注焦點不同，我個人比較認同新加坡的觀念。
2. 韓國
近年來韓國積極發展社會企業，由於韓國政府一向重視扶植大企業，故社會資源總是優先提供給大企業，中小企業或民間組織相對弱勢。韓國政府因此採取與大企業合作主導社會創業發展，利用企業廣大的市場與技術資源，以納貧商業（Inclusive Business，也譯為「包容性商業」）的方式，快速培育與輔導社會企業。
因此，即使是以弱勢扶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也必須依附在大企業的經營框架之下，其實質社會效益可想而知。可確定的是，此種推廣方式絕對可以迅速創造數字績效。
3. 日本
日本政府並沒有特別強調發展社會企業，主要原因是在日本的商業文化中，本來就具有長期僱傭的觀念，並相當重視小區關係與企業責任。加上政府對小區營造、老人照護等措施已投注相當心力與資源，因此在既有的商業文化、照護基礎上，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多寄托在小區組織與 NPO 上。所以日本的社會企業多以小區經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為主。一般商業組織會採用「特例子公司」為之。
4. 中國大陸
歷經近 30 年的經濟發展，經濟上固然已有顯著成效，但長久被忽略與壓抑的鄉村、農業、打工家庭、弱勢族群，以及財富差距等議題卻日益嚴重，自 2014 年起，中國大陸開始重視社會企業意義，並強力推動創新創業政策。一來可能是增加NPO 在大陸社會的體制地位，同時也在摸索社會公益服務路徑，所以自該年起發生大量的社會企業學習團體、研討活動、公益基金會。2016 年甚至有明確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之政策指導，因為基金會都擁有來自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龐大的輔導資金，必須尋找慈善補助之外的其他選擇，社會創業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
中國太倉的包容性工廠
但在推動過程中，並不是由國家資源主導，而是由國內外企業所成立的大型基金會來推動，透過捐贈補助與育成方式來扶植民間組織或微型創業，此法雖然也是由上而下的資源力量，卻是以民間基金會的管道為主。
注1. 服務方對顧客服務是雙邊的互動，但服務方向第三者收取費用，而第三者則依據顧客的接受服務內容服務費用，形成的三角關係的互動。第三者的財務來源則視它的組織背景而有：稅收(政府)、繳費(保險)、募款捐贈(公益慈善)等形式。
注2. 政府支持結合社會需求與被排拒失業者的計劃，經由NPO居中整合多方資源提供專業訓練，讓失業者在社會需求(市場)上生產可商業化(通常是政府購買)的產品或服務，一併解決就業問題與社會未被服務之需求。
一般來說，這類途徑的創業組織，乍看之下起始資金雖然較小，但組織活力強健，存活的機會反而比較高。
由上而下藉由資本面推力而產生的社會創業，一般發生在歐洲福利國家或中美等資金充沛的國家，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與上層政策理念不同，所展現出的社會創業途徑與模式就會有所差異。
1. 英國社會企業生態系統
199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Thatcher）夫人，為了要振興企業外移所造成的經濟萎縮，希望藉由經濟與社會福利兩方面的改變，來改善英國國力：
（1）縮減公共福利支出：要求接受政府補助的 NPO，要學習企業化經營力與適應市場機制，包括參加標案爭取政府購買的社會服務，推動第三方付費的委託服務（注 1），甚至鼓吹 NPO 創業以達到財務自主，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2）推動新經濟自由化：包括減少資本管制、鼓勵金融機構進入風險投資、推動全球自由化等，也就是今日國際間資金竄流、風險資金影響全球經濟動態的根本，2008 年的金融海嘯算是他們的代表作。
英國採取低財政支出政策，以民間組織自籌資源為重，推崇社會服務也要服膺市場機制，因此除了政府服務的採購與發包，也積極推動青年創業、小區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等活動，並建立一系列包括創業輔導、共同空間、慈善創投、公共部門優先採購等，重點是由政府主導，積極建構完整的社會企業生態系統。
亞洲的新加坡與香港就採用類似於英國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
2. 萊茵河體系國家
歐洲萊茵河沿岸國家，如比利時、法國、德國、愛爾蘭等統合主義（Corporatism,又譯作法團主義、社團主義）國家，強調政府應為弱勢族群提供教育與生活扶持，讓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整體均衡。因此，政府面對失業問題時，將龐大的失業人口導向社會中未被服務的「社會需求」（也就是社會問題之所在），並稱這些新範疇的就業機會為「第二勞動市場」（second labor market）。此時，政府提供政策資源，NPO 扮演中介角色，提供專業訓練與就業指導，讓失業者從社會服務中創造新價值，也提供了社會需求，創造出企業無法提供的「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
甚至，將未被服務的社會需求視為市場的創業機會，據以吸引企業或創業者、小區、NPO、政府全面性合作經營，亦即「連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
3. 北歐社會福利國家（丹麥、挪威、瑞典等）
這些國家是採取高稅制的社會福利國家，遵循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提倡的體制分工，同時，在商業部分民間也存在著「合作社」組織制度。當國家面對社會變遷時，原本「社群」導向的商業合作社，轉型為以社會議題（如教育）或特定需求（如老人）為目標的新型態合作社，成為結合政府資源、社會服務與商業的「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注2），達到商業與社會服務結合，創造工作機會並促進社會融合。
台灣「勞動部」推動的多元就業方案與培力（即「能力培養」）案，藉由補助社福與小區組織的服務工作，聘雇失業人力，達到類似「第二勞動市場」的觀念。然而與國外比較不同的是，歐洲是將方案執行力放在「社會未被服務的需求」上，由負責服務的社會企業整合社服資源與政府部門，培訓勞動就業力，形成多機構合作，是同時解決多邊社會問題的社會行動。
4. 南歐國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此類國家的宗教組織力量強大，提供的慈善公益服務足以彌補社會需求缺口，加上過去的政治意識不鼓勵成立民間組織，所以不僅對社會企業認識薄弱，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也較低，故依賴家庭與宗教慈善組織來擔負社會需求。因此，在面對社會問題方面，這些國家傾向採用共生家園、小區組織、小區企業等方式。
1. 美國
美國雖然與英國同步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但受限於美國擁有非常健全的商業體制，而且該國一向由宗教組織與政府提供弱勢救濟，因此對任何「企業」都只要求經營績效的社會責任。因此該國沒有很嚴謹的社會創業觀念，多數時候認為社會創新、非營利事業（NPO business）或企業利潤分享，就等同於其他國家所謂的「社會創業」。
即使在推崇企業利潤分享的行動中（社會創業重視的是社會目標，經營利潤未必要強制保留），也因為會面對股東的質疑，而設立公益公司法（Benefit corporation, 簡稱B. Corp.），利用該法作為企業分享利潤的保護傘。
到了奧巴馬總統時代，才開始擁有社會創業的正式觀念，但是，還是為了讓這些不易獲利的公司，為了免受投資者對獲利要求的干擾，特別成立了低獲利企業法（low profit, low liability corporation, 簡稱L3C），也是從企業(低)獲利的角度看待社會創業的社會意義。在世界各國關心社會問題解決的體制變革中，比較觀點獨具。
2. 加拿大
加拿大對社會福利觀念不同於鄰近的美國，他們擁有社會創業觀念，但比較重視小區經濟組織，或類似歐洲的連結企業，像萊茵河國家一樣，也強調社會經濟的觀念。
台灣地區是亞洲區域中，社會企業較為蓬勃發展的社會，但主要是民間中小企業旺盛的創業精神與經營智慧所致，我將在下一篇說明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業文章中詳述之。此處以政府或資本主導的國家或地區為說明對象。
1. 中國香港地區與新加坡
中國香港與新加坡是亞洲區域中較早鼓吹社會企業觀念的地方，其觀念依據主要來自英國，著重 NPO 的經營力與市場化。
位於新加坡城市裡的「聚友愛」實驗室，圖為由集裝箱改造而成的社會創新實驗室
然而即使都是上層支持，其工作重點還是有所不同。新加坡較著重對 NPO 事業創業培育（社會企業育成與共同空間）與經營力（社會企業賣場）的提升；中國香港則著重對 NPO 事業的財務補助，注重財務投資的評估與經營績效考核。兩者都是由政府部門從事倡議與推動，但關注焦點不同，我個人比較認同新加坡的觀念。
2. 韓國
近年來韓國積極發展社會企業，由於韓國政府一向重視扶植大企業，故社會資源總是優先提供給大企業，中小企業或民間組織相對弱勢。韓國政府因此採取與大企業合作主導社會創業發展，利用企業廣大的市場與技術資源，以納貧商業（Inclusive Business，也譯為「包容性商業」）的方式，快速培育與輔導社會企業。
因此，即使是以弱勢扶助為目標的社會企業，也必須依附在大企業的經營框架之下，其實質社會效益可想而知。可確定的是，此種推廣方式絕對可以迅速創造數字績效。
3. 日本
日本政府並沒有特別強調發展社會企業，主要原因是在日本的商業文化中，本來就具有長期僱傭的觀念，並相當重視小區關係與企業責任。加上政府對小區營造、老人照護等措施已投注相當心力與資源，因此在既有的商業文化、照護基礎上，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多寄托在小區組織與 NPO 上。所以日本的社會企業多以小區經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為主。一般商業組織會採用「特例子公司」為之。
4. 中國大陸
歷經近 30 年的經濟發展，經濟上固然已有顯著成效，但長久被忽略與壓抑的鄉村、農業、打工家庭、弱勢族群，以及財富差距等議題卻日益嚴重，自 2014 年起，中國大陸開始重視社會企業意義，並強力推動創新創業政策。一來可能是增加NPO 在大陸社會的體制地位，同時也在摸索社會公益服務路徑，所以自該年起發生大量的社會企業學習團體、研討活動、公益基金會。2016 年甚至有明確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之政策指導，因為基金會都擁有來自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龐大的輔導資金，必須尋找慈善補助之外的其他選擇，社會創業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
中國太倉的包容性工廠
但在推動過程中，並不是由國家資源主導，而是由國內外企業所成立的大型基金會來推動，透過捐贈補助與育成方式來扶植民間組織或微型創業，此法雖然也是由上而下的資源力量，卻是以民間基金會的管道為主。
注1. 服務方對顧客服務是雙邊的互動，但服務方向第三者收取費用，而第三者則依據顧客的接受服務內容服務費用，形成的三角關係的互動。第三者的財務來源則視它的組織背景而有：稅收(政府)、繳費(保險)、募款捐贈(公益慈善)等形式。
注2. 政府支持結合社會需求與被排拒失業者的計劃，經由NPO居中整合多方資源提供專業訓練，讓失業者在社會需求(市場)上生產可商業化(通常是政府購買)的產品或服務，一併解決就業問題與社會未被服務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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