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企咖啡館— 聊問題 望社企-黑暗對話】

謝邦俊 董事長分享摘錄

1988年德國的哲學教授Andreas創立了DiD－Dialogue in the Dark黑暗中對話的概念，並於1995年成立了DSE。DSE就是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以「對話」為主的社會企業，它是針對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希望能夠和社會上其他的族群產生「對話」，也包括了不同的層級、不同的對象、在不同的工作單位上面都有「對話」的需求，而對話和溝通不太相同，對話是雙方站在同等的平台上，沒有互相說服的問題，像是在打乒乓球，我們一球打過去，也希望對方一球打回來，雙方是在非常平和的狀況下互相對話。創辦人Andreas，他本身就是特別的案例，他的父親是一個納粹人，母親是納粹的異邦，就是二戰期間受到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他的父母親來自於兩個極端、不同的文化，直到１３歲時有一次母親：「為什麼娘家親人那麼少？」，才知道母親大部分的親屬在二戰期間被父親那邊的人給殺掉，他後來產生很大的反思－「為什麼這群人可以去決定另外一群人的生命？」，雖然納粹在二戰後就不在了，但是傳統的德國思想一直都在，另外一個就是猶太主義，但那份感情很難割捨，所以後來他才會用身心障礙者來融合後社會的比擬，是因為他自己的背景。

DSE這個社會企業體是目前全球能夠跨國經營的少數案例，社會企業受到本土性的限制，大多都是為了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一旦轉移了社會環境，這個地方發生的問題，別的地方不全然相同，所以DiD是跨域的經營以區域作為授權範圍，例如：2011年台灣獲得 DSE 正式授權成立「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台北DiD )。而DiD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工作坊；另一種是體驗館。體驗館和工作坊截然不同，訴求對象也不太相同，工作坊比較專業有特定的對象；體驗館是在一個比較大的空間當中，它模仿了我們生活的情境，所有人進入到情境館當中，就是去體驗黑暗的情境。很多朋友會想說DSE既然是全球聯盟，是不是會有操作手冊可以全部複製？其實完全沒有，DiD的80~90﹪是在地化要靠自行研發，它讓27個DiD各自開發產品擁有自己的風格！每年開一次年會，聚集全球的DiD夥伴彼此分享心得和創新，告訴大家為什麼發展這個？它的重點在哪裡？精妙處在哪裡？所有人接受到這些刺激的時候，再促進大家回去創新出不同的點子，不會直接複製別人做的內容。

（照片左1: 綠農的家-洪輝祥創辦人；右1:黑暗對話-謝邦俊董事長）
幾個體驗館的例子與大家分享，香港辦的「暗中音樂會」已經舉辦了第四、五年了，剛開始辦的時候香港的音樂界、演藝界沒有人想去，現在很多的明星都一起支持，像是劉德華、容祖兒都去了。吉隆坡是做「暗中馬拉松」，把體育館封起來，在全黑的狀態下跑兩個小時。這個活動甚至後來延伸成，選在半夜、月飛風高，通通看不見的時候。成都是做「暗中杜甫草堂」，這個例子和上面的案例類似，只是在杜甫草堂，他們把成都重要的景點塞進兩百坪的地方，所以你手一摸，哦！這是草堂，這是什麼地方……在哥倫多的「暗中滑雪」也一樣，大家想說滑雪已經很可怕了，還在暗中滑雪，但是他們也是玩得很高興！而台北目前有「暗中紅娘」，大家都知道「我愛紅娘」是看他正不正、帥不帥？外在美決定一切東西，我們眼睛決定了生活情報的90％，但暗中紅娘陷入了另一種世界，你絕對看不到對方，在黑暗當中你先發覺他的內在，出來之後他可能長得有點抱歉，但是你已經喜歡上他了！所以我們常常被主觀成見所影響，會常常因為這樣而忽略了「真實」。另外「暗中生日會」這也很受歡迎，在黑暗中一樣點蠟燭，一樣寫賀卡給對方，在黑暗中表達，譬如說今天我老爸生日，很多人可能不敢講：「我愛你！」，但是在黑暗中可能就敢大聲講了，可以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各個地方的DiD創造出他們自己的特色，大家互相分享。

工作坊主要針對的對象不是視障者，它訴求的對象是企業、政府、學校、社會工作，但DiD的培訓師是視障者，扭轉了一般視障者在社會弱勢的角色，在黑暗中把弱勢轉為優勢，視障者原本看不見的眼睛是他最大的缺點，將它變成最大的優點。除此，培訓師要有一定的學歷、認證，盲人只是其中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一定要大學畢業以上，經過正式的訓練還要通過認證。所有全球的認證有七千個，27個DiD的培訓師之間可以互相交流，必須培養專業的觀察還有能力，而這些培訓師們不能是悲情的，例如：有人講蝦子，他就很敏感地說：「你在說我嗎？」「沒有，我在講龍蝦！」。如果身上沒有傷口，別人灑鹽你是不會痛的，「你為什麼說我是瞎子？你明明知道我看不見。」這就是身上有傷口，所以這對很多身心障礙者是個很重要的精神－「不管我身體上有怎麼樣的障礙，但是如果我能正視我身體上的缺陷，把這個缺陷轉化傷口就會消失」，這也包括了我們自己，例如我們常常會抱怨生活周遭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們比很多不足的人還要富有。

DiD透過這個「黑暗課程」讓參加者發掘自己，針對不同的主題觀察不同的構面，確實地聯結活動與日常工作，它針對的都是中大型的企業體，多為主管、中階，甚至到高階的主管來做這樣的課程，所以我們每一個課程當中都會拆解，拆解完必須反覆地去分析，所以這也是形成了台北DiD在27個DiD中是專業程度最高。而我們這三年多以來在事前我們做了很多的分析，在課程結束之後我們是持續追蹤的，和他們的人資部門合作持續追蹤，然後在這當中有多少人因為這個訓練之後產生了變化？這邊舉一個我們幫HTC辦工作坊的例子，針對他們24個優秀的國際研發團隊的團員，這個團隊在過去的時候很讓公司頭痛，為什麼呢？因為24個很優秀的人放在一個團隊，每一個都是孫悟空、齊天大聖，因此他們在想如何讓這個團隊知道自己的狀態，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都很優秀，都是從各地來的精英，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他們看見自己的不足，因為有不足他們才會謙虛，謙虛之後才懂得相容、相忍為國，才能團隊合作。本來都覺得自己非常聰明、非常能幹的成員，結果發現在黑暗當中連最簡單的題目都做不好，所以後來心得分享時，有一個女成員站起來，還沒講就先哭了，她說：「我不知道我這兩年來，我對這個團隊、這個公司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成員之間開始互相給予建議，所以他們的主管後來很感動，這是我們希望參與者能從「黑暗課程」發現，連自己都不曉得的弱點。
    在課程理念上，我們希望可以先把「視覺」拿掉，看見看不見的自己，可以引發一種自我覺察，是種自覺的能力。所以我們想做自我慣性的發案和內在同理的啟發，移除溝通自我設限和創造有效溝通世界。因為我們對於大部分的事物都有很多的成見，習慣反射、本能反應、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但是在我們進入黑暗當中是沒有任何的光源，手機全部放在外面、手錶是螢光的要收起來、牙齒太亮的要遮起來、額頭太亮要塗黑，任何光源都不可以有，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當中，必須要在時間的壓力下執行被賦予的任務，這個時候不是一個人完成而是要整個團隊，所以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教條，所有人玩在一起，出來的時候「同理心」就產生了，我們從來沒有和他們說：你要幫助視障者，因為大家都當了，這時候才知道「盲人」是怎麼回事。所以參與者挑戰的過程有四種體驗，第一種是「遮蔽原有的視覺感知」，視覺掌控了大部分對生活情報掌握的能力，譬如說：一盤菜好不好吃、要不要和這個人當朋友，通常我們都是先看外觀，而現在我們先把眼睛關掉。第二種是「適應突如其來的未知」，黑暗代表的是無知也是未知，其實黑暗是種比喻，什麼都看不見的不一定是只有黑。第三種就是「放慢步調」，在黑暗當中很自然地走路會比較慢，絕對不會像平常走路那樣急性子，因為怕撞牆、撞到別人，所以你會強迫自己放慢步調。第四種來自於「心靈的衝擊變化」，在黑暗當中，你會發現你平常感受不到的、聽不到的東西。
　　在黑暗當中也有些體悟，第一個是在黑暗中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孤單」。在黑暗中感到害怕是因為你不知道在黑暗中有什麼東西，在無知、未知狀態下、不可預期，所以感到害怕，但是如果當你都知道了，你就不害怕了。可是黑暗中真正可怕的是「孤單」。第二個是在黑暗中你如果不說話，別人就會忽略你的存在。我們曾經有一次的課程中，有一個人始終沒有出聲音，最後我們所有人都以為那是幽靈，最後出來才發現－蛤？原來你在裡面，因為他始終沒有發出聲音。在黑暗中舉手沒有用，你一定要發出聲音。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在適當表達意見的時候，你不表達時別人就會忽略你，可是我一直說話別人就被我忽略了，所以這當中就是「對話」的意思。

　「在黑暗當中黑暗不是一種狀態，我們認為是一種稀有的價值，眼盲視障是上天特別賜與的恩典，在DiD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為什麼呢？DiD培訓師在全球是有很高的榮譽，尤其對視障者而言。我們做DiD時，第一個希望能夠創造這種職種，第二個希望能夠提升這個價值，每一個人其實在社會當中是一個平權的概念，他都擁有他應該擁有的權利，不應該因為階級或是我們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而有上下的區分。所以對身心障礙者一樣，他要的是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的一種自尊、尊嚴。所以即使是在今天我們在馬路上看到「大哥哥，大姊姊，請你們幫忙買買五十塊的餅乾」，他其實可以在地上要錢，但是他今天選擇站在那嘶吼一天，他可能只賣出三包五十塊錢的餅乾，雖然他們的餅乾不一定好吃，但是從工作這個立場上來講，他為他的生命在奮鬥！所以在這邊我們希望大家去了解，不管任何一個狀況都是一個賜與的恩典。

（照片社企咖啡館活動現場，分享者: 黑暗對話-謝邦俊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