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邦俊 董事長分享摘錄 1988年德國的哲學教授Andreas創立了DiD-Dialogue in the Dark黑暗中對話的概念,並於1995年成立了DSE。DSE就是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以「對話」為主的社會企業,它是針對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希望能夠和社會上其他的族群產生「對話」,也包括了不同的層級、不同的對象、在不同的工作單位上面都有「對話」的需求,而對話和溝通不太相同,對話是雙方站在同等的平台上,沒有互相說服的問題,像是在打乒乓球,我們一球打過去,也希望對方一球打回來,雙方是在非常平和的狀況下互相對話。創辦人Andreas,他本身就是特別的案例,他的父親是一個納粹人,母親是納粹的異邦,就是二戰期間受到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他的父母親來自於兩個極端、不同的文化,直到13歲時有一次母親:「為什麼娘家親人那麼少?」,才知道母親大部分的親屬在二戰期間被父親那邊的人給殺掉,他後來產生很大的反思-「為什麼這群人可以去決定另外一群人的生命?」,雖然納粹在二戰後就不在了,但是傳統的德國思想一直都在,另外一個就是猶太主義,但那份感情很難割捨,所以後來他才會用身心障礙者來融合後社會的比擬,是因為他自己的背景。 DSE這個社會企業體是目前全球能夠跨國經營的少數案例,社會企業受到本土性的限制,大多都是為了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一旦轉移了社會環境,這個地方發生的問題,別的地方不全然相同,所以DiD是跨域的經營以區域作為授權範圍,例如:2011年台灣獲得 DSE 正式授權成立「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台北DiD )。而DiD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工作坊;另一種是體驗館。體驗館和工作坊截然不同,訴求對象也不太相同,工作坊比較專業有特定的對象;體驗館是在一個比較大的空間當中,它模仿了我們生活的情境,所有人進入到情境館當中,就是去體驗黑暗的情境。很多朋友會想說DSE既然是全球聯盟,是不是會有操作手冊可以全部複製?其實完全沒有,DiD的80~90﹪是在地化要靠自行研發,它讓27個DiD各自開發產品擁有自己的風格!每年開一次年會,聚集全球的DiD夥伴彼此分享心得和創新,告訴大家為什麼發展這個?它的重點在哪裡?精妙處在哪裡?所有人接受到這些刺激的時候,再促進大家回去創新出不同的點子,不會直接複製別人做的內容。 (照片左1: 綠農的家-洪輝祥創辦人;右1:黑暗對話-謝邦俊董事長) 幾個體驗館的例子與大家分享,香港辦的「暗中音樂會」已經舉辦了第四、五年了,剛開始辦的時候香港的音樂界、演藝界沒有人想去,現在很多的明星都一起支持,像是劉德華、容祖兒都去了。吉隆坡是做「暗中馬拉松」,把體育館封起來,在全黑的狀態下跑兩個小時。這個活動甚至後來延伸成,選在半夜、月飛風高,通通看不見的時候。成都是做「暗中杜甫草堂」,這個例子和上面的案例類似,只是在杜甫草堂,他們把成都重要的景點塞進兩百坪的地方,所以你手一摸,哦!這是草堂,這是什麼地方……在哥倫多的「暗中滑雪」也一樣,大家想說滑雪已經很可怕了,還在暗中滑雪,但是他們也是玩得很高興!而台北目前有「暗中紅娘」,大家都知道「我愛紅娘」是看他正不正、帥不帥?外在美決定一切東西,我們眼睛決定了生活情報的90%,但暗中紅娘陷入了另一種世界,你絕對看不到對方,在黑暗當中你先發覺他的內在,出來之後他可能長得有點抱歉,但是你已經喜歡上他了!所以我們常常被主觀成見所影響,會常常因為這樣而忽略了「真實」。另外「暗中生日會」這也很受歡迎,在黑暗中一樣點蠟燭,一樣寫賀卡給對方,在黑暗中表達,譬如說今天我老爸生日,很多人可能不敢講:「我愛你!」,但是在黑暗中可能就敢大聲講了,可以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各個地方的DiD創造出他們自己的特色,大家互相分享。 工作坊主要針對的對象不是視障者,它訴求的對象是企業、政府、學校、社會工作,但DiD的培訓師是視障者,扭轉了一般視障者在社會弱勢的角色,在黑暗中把弱勢轉為優勢,視障者原本看不見的眼睛是他最大的缺點,將它變成最大的優點。除此,培訓師要有一定的學歷、認證,盲人只是其中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一定要大學畢業以上,經過正式的訓練還要通過認證。所有全球的認證有七千個,27個DiD的培訓師之間可以互相交流,必須培養專業的觀察還有能力,而這些培訓師們不能是悲情的,例如:有人講蝦子,他就很敏感地說:「你在說我嗎?」「沒有,我在講龍蝦!」。如果身上沒有傷口,別人灑鹽你是不會痛的,「你為什麼說我是瞎子?你明明知道我看不見。」這就是身上有傷口,所以這對很多身心障礙者是個很重要的精神-「不管我身體上有怎麼樣的障礙,但是如果我能正視我身體上的缺陷,把這個缺陷轉化傷口就會消失」,這也包括了我們自己,例如我們常常會抱怨生活周遭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們比很多不足的人還要富有。 DiD透過這個「黑暗課程」讓參加者發掘自己,針對不同的主題觀察不同的構面,確實地聯結活動與日常工作,它針對的都是中大型的企業體,多為主管、中階,甚至到高階的主管來做這樣的課程,所以我們每一個課程當中都會拆解,拆解完必須反覆地去分析,所以這也是形成了台北DiD在27個DiD中是專業程度最高。而我們這三年多以來在事前我們做了很多的分析,在課程結束之後我們是持續追蹤的,和他們的人資部門合作持續追蹤,然後在這當中有多少人因為這個訓練之後產生了變化?這邊舉一個我們幫HTC辦工作坊的例子,針對他們24個優秀的國際研發團隊的團員,這個團隊在過去的時候很讓公司頭痛,為什麼呢?因為24個很優秀的人放在一個團隊,每一個都是孫悟空、齊天大聖,因此他們在想如何讓這個團隊知道自己的狀態,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都很優秀,都是從各地來的精英,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他們看見自己的不足,因為有不足他們才會謙虛,謙虛之後才懂得相容、相忍為國,才能團隊合作。本來都覺得自己非常聰明、非常能幹的成員,結果發現在黑暗當中連最簡單的題目都做不好,所以後來心得分享時,有一個女成員站起來,還沒講就先哭了,她說:「我不知道我這兩年來,我對這個團隊、這個公司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成員之間開始互相給予建議,所以他們的主管後來很感動,這是我們希望參與者能從「黑暗課程」發現,連自己都不曉得的弱點。 在課程理念上,我們希望可以先把「視覺」拿掉,看見看不見的自己,可以引發一種自我覺察,是種自覺的能力。所以我們想做自我慣性的發案和內在同理的啟發,移除溝通自我設限和創造有效溝通世界。因為我們對於大部分的事物都有很多的成見,習慣反射、本能反應、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但是在我們進入黑暗當中是沒有任何的光源,手機全部放在外面、手錶是螢光的要收起來、牙齒太亮的要遮起來、額頭太亮要塗黑,任何光源都不可以有,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當中,必須要在時間的壓力下執行被賦予的任務,這個時候不是一個人完成而是要整個團隊,所以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教條,所有人玩在一起,出來的時候「同理心」就產生了,我們從來沒有和他們說:你要幫助視障者,因為大家都當了,這時候才知道「盲人」是怎麼回事。所以參與者挑戰的過程有四種體驗,第一種是「遮蔽原有的視覺感知」,視覺掌控了大部分對生活情報掌握的能力,譬如說:一盤菜好不好吃、要不要和這個人當朋友,通常我們都是先看外觀,而現在我們先把眼睛關掉。第二種是「適應突如其來的未知」,黑暗代表的是無知也是未知,其實黑暗是種比喻,什麼都看不見的不一定是只有黑。第三種就是「放慢步調」,在黑暗當中很自然地走路會比較慢,絕對不會像平常走路那樣急性子,因為怕撞牆、撞到別人,所以你會強迫自己放慢步調。第四種來自於「心靈的衝擊變化」,在黑暗當中,你會發現你平常感受不到的、聽不到的東西。 在黑暗當中也有些體悟,第一個是在黑暗中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孤單」。在黑暗中感到害怕是因為你不知道在黑暗中有什麼東西,在無知、未知狀態下、不可預期,所以感到害怕,但是如果當你都知道了,你就不害怕了。可是黑暗中真正可怕的是「孤單」。第二個是在黑暗中你如果不說話,別人就會忽略你的存在。我們曾經有一次的課程中,有一個人始終沒有出聲音,最後我們所有人都以為那是幽靈,最後出來才發現-蛤?原來你在裡面,因為他始終沒有發出聲音。在黑暗中舉手沒有用,你一定要發出聲音。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在適當表達意見的時候,你不表達時別人就會忽略你,可是我一直說話別人就被我忽略了,所以這當中就是「對話」的意思。 「在黑暗當中黑暗不是一種狀態,我們認為是一種稀有的價值,眼盲視障是上天特別賜與的恩典,在DiD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為什麼呢?DiD培訓師在全球是有很高的榮譽,尤其對視障者而言。我們做DiD時,第一個希望能夠創造這種職種,第二個希望能夠提升這個價值,每一個人其實在社會當中是一個平權的概念,他都擁有他應該擁有的權利,不應該因為階級或是我們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而有上下的區分。所以對身心障礙者一樣,他要的是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的一種自尊、尊嚴。所以即使是在今天我們在馬路上看到「大哥哥,大姊姊,請你們幫忙買買五十塊的餅乾」,他其實可以在地上要錢,但是他今天選擇站在那嘶吼一天,他可能只賣出三包五十塊錢的餅乾,雖然他們的餅乾不一定好吃,但是從工作這個立場上來講,他為他的生命在奮鬥!所以在這邊我們希望大家去了解,不管任何一個狀況都是一個賜與的恩典。 (照片社企咖啡館活動現場,分享者: 黑暗對話-謝邦俊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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