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enterprise: A powerful engin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社會企業：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力發動機4/6/2021 作者：傑•鮑許、麗莎•那紫依、科瑞茵•葛瑞 By Jerr Boschee, Lisa Nitze and Corinne Gray 「我們這個組織是做什麼的？我們創造納稅人！」 -馬克•伯格 「企業伙伴」總裁及首席執行長 「企業伙伴Partnerships with Industry, PWI」係一為有發展障礙的成人（包含患有自閉症、癲癇、智力障礙及其他障別者），提供訓練、安排就業及後續支援的社會企業。「企業伙伴」同時為南加州200多位雇主提供勞務服務，透過職能評估、短期派遣服務、團體服務及個別工作介紹，每天服務超過 550位發展障礙者。「企業伙伴」創立於1985年，目前有四處從事製造業的地點，其中一項即「駱駝背Camelbak」背包。 定義 兩個明確的特色，將社會企業與其他型態的企業、非營利組織及政府單位做了區隔。
範疇 社會企業在公、私部門均蓬勃發展：
投資社會企業之個案宗旨 社會企業之經濟及社會影響力，端看其視所服務人群為潛在員工（如「平權事業」）或為顧客。 以員工為中心的社會企業： 每年數以百萬的失能或失業的美國人，極其羨慕我們這些有工作的人。對他們而言，那是通往較好生活的門票；對一個在困苦世界掙扎的人，那是自給自足與尊嚴的指標。他們可能是有發展障礙、更生人、躁鬱症者、教育不足者、戒毒者、幫派份子、領社會福利的單親，或任何身處經濟主流之外的人。他們很少有人能找到工作。很少人甚至被認為有工作能力。私人企業將他們視為生產力的累贅。社會忽視、忍受、害怕或溺愛他們。然後，他們變成政府及慈善公益團體的負擔。 將這些人排斥在勞動力之外，所帶來的負擔，其實是會對國家造成社會與財政上的莫大損失。我們不僅沒能善用有生產力的人力資源，我們也使得政府及公益團體付出極大財務上的代價，只為了去照顧一些其實有自我照顧能力的人。 但是，數百萬個隱身在社會角落的美國人，長期以來都是失業且不被重視的。許多人也許是身體上、心智上、經濟上或教育上處於弱勢，他們「是」有能力從事真正的工作，賺取同等工資，及建立職涯的。但是，即使身為我們最大的財富之一，除了少部份人以外，他們大多仍是國家財政的一個重擔。 平權企業正在改變那樣的情況。他們在創造工作機會及經營策略上革命性的作法，不只為數百萬計隱形的美國人帶來希望，也為渴求新活力與技能的國家帶來希望。 雖然一份工作對一個人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一份工作的價值對美國經濟而言，更加重要。 先想想將一個人從社會安全網移出後，納稅人最先所能節省下來的錢有：社會服務人員薪資、監禁費用、醫療福利、房屋津貼、育兒津貼、有需求家庭的短期協助、福利金支出、食物券、失業津貼，還有一長串其它的移轉性支付 (transfer payments)。再想想，當一個原本有就業障礙的人，取得一個足以餬口的工作 (living wage job)，他對經濟的資金貢獻—他所交的稅賦，加上他的收入在當地的支出時，所造成的乘數效果。 在1981年，一群受美國「數位控制公司 Control Data」（一家財星100公司）委託的經濟學家，結合了社會安全網所須付出的相關成本，與支領餬口工資者的消費能力，估計出一個單一工作對美國經濟的淨價值是每年52,000美元。今天，過了一個世代後，經濟學家在心中已非正式地、保守地估計，這個數字已至少到達一年八萬美元，甚而可能超過十萬美元。 這些估計的影響是很可觀的：如果一個單一工作的價值是十萬美元，那麼一個像「尊嚴 PRIDE」工業，雇用2,700位失能或弱勢員工的平權企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可以高達每年兩千七百萬美元。光從一家社會企業，每個工作有十萬美元的經濟貢獻，數字得以快速加乘：一群加總雇用一萬名員工的平權企業，每年就可以為美國經濟提供十億美元的刺激。讓五萬人長期取得足以餬口的工作，十年間即可提供五百億的經濟刺激。 但這些統計數字都沒提到潛在發展。擅長為有就業障礙的人，創造工作機會及職涯的企業，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正快速地提升。而且這種現象還不是只發生在美國。「工作力國際組織 Workability International, WI」目前在42個國家有133個會員組織，他們總共雇用了三百多萬名失能或弱勢員工。在過去十年間，光在英國的社會企業（英國稱「社會事業」）數目，從少數幾家成長到超過300家，其中有不少企業都是由英國政府提供的「創業種子資金」(seed money) 起家。 整體來說，平權企業是一種三贏 (win-win-win) 的做法。他們提供了政府機構領導人及公益家，一個解決長期失業、累犯、福利、教育不足、及其他一些挑戰的新方法。他們給了非營利事業一個永續的方法以完成他們的使命；他們也扶助了失能及弱勢人士進入經濟主流。 顧客導向的社會企業 (Customer-focused social enterprises)：此類企業的經濟及社會影響力，與平權企業比較起來，通常比較好評估。研究指向美國未被滿足的社會需要所造成的重大經濟負擔。用以市場為主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不但降低了對國家社會福利(social well-being) 的負面影響，也明顯地降低公共支出，及減少間接社會成本。下面是幾個針對個人服務事業的案例。
美國社會企業運動的起源 私部門：雖然零零星星地有一些私人企業，透過其產品及勞務，設法滿足社會需要，數位控制公司 的創始人，威廉•諾瑞司 (William C. Norris) 為私人企業參與社會企業設下了統一的法則。當年他所創的這家財星雜誌100的公司，對1967美國許多大城火燒市區的惡況做出了回應。諾瑞司立刻在五個城市的市區及兩個沒落的鄉下社區設立工廠，然後向外宣稱該公司的新策略是「將回應社會上未被滿足的需要視為獲利的機會」。數位控制開始運用其在運算服務上專業，促進城市及鄉間的重生、育成小型企業、提倡替代能源、創造工作機會、提供教育、及對其他社會需要做出回應。 在往後的二十年間，數位控制成功的例子帶領了其他企業跟進。在1982年，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 與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與超過250位來自全球的高階主管，在數位控制位於明尼亞波利斯的總部所舉行的國際會議上，與諾瑞司一同提倡這個觀念。 杜拉克談到了：同時「作好事，也把事作好doing good and doing well」；加爾布雷思則拆穿了企業界標榜「我們的社會責任起於，也止於利潤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gins and ends at the bottom line」這類陳腔濫調的思維。而諾瑞司則一再強調他倡導多年的理念；他告訴現場同行，企業的變革力量是融合兩個原本對立力量的能力：獲利動機與道德責任。 諾瑞司及其仰慕者當時正創造一些企業界從未見過的事物。他們的社會企業超越了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除了間接地用對社會負責的企業活動來處理社會需要，更運用企業本身直接面對社會需要。 非營利組織部門：非營利領域的人花了將近一個世代，才終於了解社會市場的力量。一旦他們了解了，在1990年代中期，全美國的非營利機構開始將事業經營，加入他們原本以志工、慈善捐款及政府補助款的傳統組合中，以追求永續經營。一小部份甚至於能夠完全拋棄對捐款人及政府補助的依賴，傾全力專注在自我事業的獲利，以達到完全自足。 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間，發生了一連串結構上的變革，為非營利事業改變了遊戲規則，並促使他們在社會企業領域加入了私人企業的活動：
到了1990年代末期，我們開始見到產業對這個鉗形攻勢 (pincer movement) 的回應，尤其是觀念上的轉變，不再視接受服務者為慈善行為的對象，轉而將他們視為有能力的個人，能從機會與賦能中，獲得比施捨救濟更多益處。這個觀念引發了一個期待，就是各種計畫，應該要用創造成長及獨立（而不是製造依賴）的方式，介入人們的生活；而賺取收入方案，尤其是平權企業，完全符合這樣的期待。 在1980年代，政府對服務人群的資助嚴重削減（聯邦及州政府單就對人群服務的支援，以當時的實值，就大砍23%），也迫使非營利事業者，不是另找謀生之道（如：精減開銷、採強勢手段、設法更能自足等），就是眼看他們的組織瓦解。同時，在1980年代末期，資本主義在東歐戰勝了共產主義，也順勢喚醒人們對市場的力量及其合理性的重視。這種狀況也發生在大部份非營利事業的主管身上，他們認為市場不只是交易的場所，也是帶來變革的場所。 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所謂「創業家entrepreneur」的出現，成為新經濟的英雄，即使在原本已僵化的非營利機構，都對知情風險 (informed risk-taking) 及創新產生更大的容忍度。在1967年，只有八個美國大學開設了一門有關創業的課程；到了1984年，已有超過250所學校，包括212所商學院及41所工學院，開設此類課程。 在接近上世紀末時，志工及來自商業界的董事們，開始引進新思維及管理理論。加上對傑出領導力及問責度的要求急遽上昇，這些新思維及措施，都不留情面地帶領非營利事業，朝向改進績效與永續性的策略上發展；而這些最後都指向社會企業這個方向。 因此，愈來愈多非營利事業領導人開始擁抱社會企業這個觀念，並開始獨力改變各自的組織，這些努力後來聚合成一個運動。我們開始見到社會企業的典範及有所成就者， 出現於私人企業及非營利事業界；深諳社會企業的作者及倡導者幫忙推廣，這些人提供實際的模範及「實證的觀念proof of concept」，幫助推動頑抗的董事及員工們，從事一些從前想都沒想過的事：支持賺取收入措施。 今天在美國，採用社會企業策略的非營利組織，都會經過這三個典型的階段：
現況及機會 放眼全球，今天社會企業已儼然發展成為主流，而不再只是孤立的實驗。譬如，在2010年4月，來自全球28個國家，超過700人參加在舊金山所舉行的「第十一屆社會企業高峰會Social Enterprise Summit」。該會議的共同主辦單位有：北美地區社會創業家會員人數最多的「社會企業聯盟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及自2008年起就在全球六大洲輪流舉行的「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譯註：2008蘇格蘭； 2009澳洲； 2010美國舊金山； 2011南非； 2012巴西； 2013加拿大） 除此之外，世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包括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公務人員，開始意識到社會企業的潛力。每年十幾個國際會議，大力宣揚社會企業；營利及非營利社會企業大增；「社會企業聯盟」正著手進行社會企業認証的規劃；學術機構開始提供課程及學位；社會投資人也躍躍欲試；新聞媒體競相報導；年輕一代的參與，更為這個領域帶來更大的能量：那些「最優秀也最聰明的best and the brightest」年輕人，愈來愈認為這是一可行也很刺激的職涯選擇；而全美國各頂尖大學也以開發個案研究，回應此現象，並且開設課程及主辦社會企業客座講壇等等。 我們見到相關辭彙蓬勃地發展、社會企業實業家社群快速成長、有關知識快速擴建、新的支援體系（溝通網絡、會議、咨詢顧問）、對非營利事業採用商業措施的高度期盼、越來越精緻的商業規劃的體現、人力及財務資源的流動增加、非營利及營利間的鴻溝逐漸崩解。 在美國，我們直到最近才見到聯邦及州政府，開始參與社會企業；其規模當然遠不及英國政府在21世紀前十年介入的程度。這狀況慢慢地開始在改變。美國政府許久以來，就透過一些聯邦專案，如AbilityOne，長期採購非營利事業所提供的產品與勞務。如今，政府也以創造新的法律型態，例如允許「低獲利有限責任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L3Cs)」成立，以方便非營利事業為它們的社會企業募款，以激勵社會投資人。結果，產生了一群新的社會投資人，他們與傳統投資人，或那些重視所謂「企業社會責任」者，有非常不同的優先考量。另有兩項政府措施值得考量：
結論 社會企業完全符合歐巴馬政府的施政優先事項，因為它們是高槓桿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強力發動機。 顧客導向的社會企業提供廣泛的產品與勞務，以改善弱勢族群情況；以員工為中心的社會企業，因強調工作力發展、創造工作機會及職涯發展的方式，以極快的速度成長，為那些原本最難雇用的族群，創造長期的工作。 這兩種形態的社會企業，均將個體轉變成有生產力的公民，並同時為美國帶來重大的經濟刺激。整體而言，從原本是稅收的淨流失，變成對經濟的淨貢獻，同時滿足社會需要及為數百萬美國人重建希望、尊嚴與自立。 附錄一：美國以員工為中心型社會企業部分成功案例
附錄二：美國顧客導向型社會企業部份成功案例
附錄三：美國複合型社會企業部份成功案例
Acknowledgement 本文獲得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創辦人及執行長Jerr Boschee 同意授權翻譯，僅此表示由衷感謝。 This article received translation permission from Mr. Jerr Boschee, the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for sharing the most valuable information that enlightened the readers of Mandarin Chinese. 翻譯：陳雅卿 翻譯機構： 台灣社會公益行動協會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本文版權歸原作者及原網站所有。本網站翻譯文章僅供個人使用。 如需下載，請尊重著作財產權，不得轉為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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